改教運動早期第二位傑出的領袖慈運理-讀《基督教會史》和《宗教改革運動思潮》感
蘇黎世的「改教」過程
1522年，38歲的慈運理在蘇黎世的改革行動更加激烈，他在講道中猛烈抨擊天主教信仰，這激起了天主教教士的強烈反對。這段時間，城市的空氣中都好像蔓延著爭辯的辣味。1523年1月，城邦最高權力機構市議會安排了全城公開辯論，慈運理以強有力的《聖經》依據，擊敗了天主教對手，最後，市政府決定要推動改教，由慈運理來草擬方案。1523年10月和1524年1月，慈運理和同工跟天主教勢力又進行了兩次大辯論，改教方都獲得勝利。改教措施在那幾年間全面實施：神甫可以結婚、施洗和行喪葬禮收費被取消、教會的圖像、聖徒遺物及風琴被取消、廢除主教制、用德文崇拜、講道居於中心地位、過去崇拜中的許多禮儀均被取消。1524年4月2日，慈運理與瑞恩哈得（Anna Reinhard）結為夫妻，雙方彼此扶持，共同投入到改教運動中。
1525年，市議會廢除了天主教敬拜中的彌撒禮。慈運理提出了新的聖餐觀，這種聖餐觀和天主教與路德的觀點極大不同，他的觀點是受漢恩的影響，採用「紀念論」（memorialist）：主耶穌拿起餅來說：「這是我的身體。」（馬太福音26章26節），我們不應按字面意義去理解這個「是」字，好像「我們親身品嘗耶穌的身體和血」，而應用「象徵法來解釋此字」，也即：這代表我的身體。這聖禮是為了感恩和紀念主耶穌為我們而死；聖餐的「意義在乎聯合全教會的信眾，共同敬向他們的主表示忠誠。」路德則認為「這是我的身體」，應作字義上的解釋：領聖餐的信徒「在聖餐中實際的領受基督，為與基督聯合交通及蒙赦罪的證據，聖餐可為上帝應許的證明。」1529年10月，路德和慈運理在馬爾堡（Marburg）聚會，雙方在十四條信仰上都有共識，但無法在第十五條聖餐觀上一致，遂雙方分道揚鑣。其實，《聖經》是神的話語，實在太偉大和豐富，就算是神極為重用的僕人也不能完全理解。我們要學習在核心真理上堅守，在次要真理上尊重彼此的領受，也遵守自己宗派的屬靈傳統。
注重福音的道德結果
慈運理的神學深受人文主義的影響。宗教的目的是教導信徒在內心裡的敬虔的態度。耶穌對於基督徒生命很重要的方面，在於祂的道德的典範作用。倫理和道德是改教的極為重要方面，而不是強調基督教的教義。改教運動「被視為一個訓學或教育的過程。」福音的道德結果被強調，而不是得救之法，以及罪得赦免的基督徒享有的自由的兒女地位被強調。注重確定《聖經》的「自然意義」，「把重點放在《聖經》的道德性或借喻性意義上。所以對於慈運理來說，「《聖經》基本上是道德指引的根據。」而對於路德來說，「《聖經》基本上是上帝拯救那些相信者的恩賜應許的記載。」對於基督徒來說，信心和行為同樣重要，沒有按著上帝的心意來行事為人的信心是死的。但我們尤其要注意：因信稱義是和所有其他宗教的自我拯救的根本區別之所在。人是極容易把自己的道德和自己的永生超越結合在一起的，而極不容易相信自己的永恆和超越，完全在於上帝無條件的恩典和個人對上帝完全的信靠。所以，路德的神學觀對改教運動的影響，是最具有基礎性的。
福音運動的政治首都
慈運理是改教運動領袖中，最具有政治天才的人物。他成為蘇黎世的精神領袖，影響該城市成為「福音運動的政治首都」，以及道德倫理水平高尚的城市，而且他對於推動當時其他瑞士城市的改教事業和彼此的聯合貢獻最大。
慈運理認為，教會和國家都是受上帝的委托來管理國家和城市的，傳道者和統治者都是對上帝負責，所以二者其實是一個相同的團體。蘇黎世市議會「有權干涉神學和宗教的事務。」慈運理和路德對於政府的理論大抵相似：政府是由於人的罪惡而必須設立的；政府官員的權柄是上帝授予的，基督徒可以參加公職；政府在必要時可以使用武力；私人和公共道德要區分。不過，兩人對於福音在基督徒生命中產生的公義感，以及統治者所維持的外在公義的關係理解有所差異；慈運理強調的是兩者的統一，路德則特別提出兩者的張力。慈運理將政府形式分為三種：君主政體、貴族政體和民主政體。他支持中間形式的貴族政體，而路德則傾向於君主政體。
1531年，47歲的慈運理在和羅馬天主教行政區的軍隊作戰中戰死。他的繼承者為布靈爾（Heinrich Bullinger）。大約10年後，加爾文在日內瓦掀起的改教運動，繼承和發揚了瑞士操德語的教會留下寶貴的靈性經驗，並形成了「改革宗」教會，以區別於路德宗。慈運理注重信仰的道德實踐，熱愛自己的國家，對今天的華人基督徒仍有啟迪。
權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