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五常 明德慎罰-讀《尚書》有感（下）
《尚書》在「敬天保民」的主旨下，對人和社會的許多問題做了闡述，本文擬重點談談三個方面的內容：人與自然的關係、社會最核心的倫理道德觀，以及刑法觀念。
世界最高存在為上帝
華夏自西元前2231年堯起、經舜帝、夏商周至春秋秦穆公時代，已歷一千六百多年。其間華夏先民形成了人與自然的和諧觀，在《尚書》中多有記載。一是尊重自然、探索自然、認識規律、說明農業和人的生活，今文尚書之虞書的開篇《堯典》，就講堯帝命令羲與和兩族賢能「寅賓出日......寅餞納日」，恭敬迎候日出，恭敬送行日落；瞭解天文、制定曆法，幫助農業耕作。舜帝即位後，「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也即觀察北斗及日月金木水火土星。二是順應自然。《皋陶謨》中皋陶提出「撫於五辰」，要按天文和四時之變化來安排處理政事。三是要改造自然，以利農業和民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治水工程，疏通河道。
今文尚書最早提出「五行」說。《洪範》雲：「初一曰五行」；又雲：「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月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五行，其實就是五種自然物質現象，文中描述了它們的特性特徵（曲直、從革、味道），功能用處（潤下、炎上、爰稼穡）。它們是自然物質的幾個基本元素，其特性和規律極為重要。張岱年認為，它們是宇宙中最根本者，可謂一種唯物論，但認為《洪範》又提出世界最高存在為上帝，又是有神論。其實根據本義乃至整本《尚書》，並沒有宇宙最根本之意；進一步看，「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當鯀不按五行規律行事，上帝就震怒，這表明了五行規律乃是上帝所設立的。所以，書中的陰陽五行都是自然物質現象，而不是靈界的勢力。
倫理道德教化的文化
中國以倫理道德教化為主的文化，源遠流長。《堯典》記載：舜的父親、後母和後母所生的兒子，品格不好，又惡待舜，但舜以善孝報惡，終於感化了他們；最後，堯帝因他的孝的美德，禪讓帝位給他。舜帝任命契為司徒，吩咐他「敬敷五教」。「五教」乃「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之美德；而倫理教化的基礎卻是在家庭。古文尚書《泰誓下》提及「五常」，即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商紂王是輕侮「五常」的惡王，而聖明的天子卻注重教化百姓「五常」。在「五教」中，孝乃是核心，華夏古文化重視孝道家教，極像古希伯來文化；「摩西十誡」講到人與人關係的第一誡，就是「當孝敬父母」。今天許多家庭，忽視家教輕視孝慈，結果孩子的心靈被自私冷漠填滿了。
須尊重法律依法而行
《尚書》闡述政治思想，在實施法制上有大量闡述，特別是在《堯
典》、《康誥》、《呂刑》和《大禹謨》幾篇。《呂刑》記載，苗民制定最古老的五種刑法，即法（也稱大辟）劓、剕、椓（也稱宮）、黥，堯帝採用之。《胤征》記載，夏朝仲康帝（約西元前2048-2030年），
「臣人克有常憲......邦有常刑」，此時國家已有了規範的常法。《康誥》
褒揚周文王「克明德慎罰」，形成中華文化的突出特點，即在治國之道中，首要乃崇尚道德教化，使用刑法要特別謹慎，這就和古希臘崇尚理性，以及古羅馬崇尚法律，形成鮮明對比。《大禹謨》中，舜帝提出實施刑法的最終目的，乃是盼望人民篤行中道，而不需使用刑法，「明於五刑，以弼五教，期於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於中」，意義深遠。先祖特別強調尊重法律，依法而行，天子要遵守常法，國家設立專職管理司法的官員，周文王都不包辦代替具體法務，而尊重司法官員的意見（《立政》），要依法決斷，而不是按自己的好惡來判決（《康誥》等）；執法官員不得作弊和受賄（《呂刑》）ˎ分親疏（《盤庚上》），官員犯罪也要受法律懲罰（《堯典》、《呂刑》）。
內心的罪怎對付得了
周穆王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提出「祥刑」（善刑）觀，具體來說就是，審案時要細緻查明案情，並提出具體調查細則；判決刑罰要從寬，並列出許多寬判原則。這些細則經過累計，成為司法傳統，比如：首惡嚴辦、脅從從寬；無知偶犯者寬判，故意慣犯者嚴判；懲罰不牽連後代等。清代江聲認為，周穆王大大減少了宮和大辟這兩種最嚴酷的刑法條款，然而，穆王時五刑條目已三千，刑罰仍需要繼續寬降。不過，外在的罪有法律對付，但人內心的罪僅是靠道德教化，以及法律威懾就能對付得了嗎？
權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