暸解中國歷史 幫助身份認同讀呂思勉《中國通史》有感（下）
儒家思想和演變
作者寫中國核心文化思想在春秋戰國時代的形成：「則在社會及政治方便，自大同時代，降至小康，再降而入亂世，都有很大的變遷。所以仁人君子，各思出其所學以救世。其中最有關係的，要推儒、墨、道、法四家。大抵儒家是想先恢復小康之治的，所以以堯、舜、三代為法。（71頁）」後來中國歷史發展，形成儒家為主幹的文化特徵。儒家極重視道德倫理、教育啟化、個人家庭國家依存關係，對中華民族影響長遠。
儒家有「立君所以為民，民貴君輕諸說」，並以「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等說來平衡，所以該思想「實在替平民革命，大張其目......而亦替現代的共和政體，種了一種遠因。（74頁）」斯塔夫里阿諾斯說，孔子思想「從根本上說是保守的」，「強調道德原則」，但他仿佛忽視了儒家對平衡君與民之關係的思想，而且對教育啟蒙對古代早期歷史的特別意義也未足夠強調。
中國社會受以儒家思想為主幹的中華文化影響數千年，雖然有大小動亂，但比較世界其他地區，卻具有文明不中斷發展的奇蹟；但世界進入近代以後，中國面對西方，在各方面顯得落後、愚昧、固步自封，這是事實。中國人不得不思想一個問題：中國傳統文化對當日的中國價值何在？以致於有了新文化運動對儒家思想的全面否定，以及文革對儒家的徹底批判。呂先生在書中對新文化運動未有著墨，這是個遺憾。然而，中國在上世紀80年代到今天迅速崛起，速度驚人，在世界罕見，各國有識之士都在思想中國的發展和其傳統文化、獨特政經體制和人文環境有怎樣的關係。筆者在上世紀90年讀到一篇文章，認為當時的亞洲四小龍的發展，就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那麼今天，我們怎樣看待儒家思想的正負面因素？
人物朝代的點評
作者對人物、朝代特徵觀察細微。前一陣子，《康熙大帝》等電視劇風靡華人圈。作者談及順治帝，「大體還算清明、頗能厘定制法，處理目前的問題」；康熙帝，「聰明和勤於政事」；雍正帝，「但清朝的政治，卻亦得世宗整飭之益」；到了乾隆，「但他沒有聖祖的勤懇，又沒有世宗的明察；而且他的天性，是奢侈的，正合著從前人一句話，『內多欲而外施仁義』。（336-337頁）」清朝君主還有毛病，就是對漢人提防，一方面推崇儒學、使用士生，但另一方面「又大興文字獄，以摧殘士氣」；對於臣子，「還要時用不測的恩威，使他們畏懼。使臣以禮之風，是絲毫沒有的。（338頁）」這狹隘民族意識和用人理念，帶來長遠惡果。
提及張學良，「東三省推張學良繼其任......三省通電服從國民政府。（535頁）」軍閥割據，禍國殃民，東北甚至有獨立於中國的可能，張先生之義舉實反映了他堅強的祖國認同。先生人生下半場篤信基督，對自己是天父上帝兒女身份的認同。他年輕時，在婚姻愛情上輕浮不忠，但後半生改邪歸正，與趙四小姐同伴而行，恢復了合符正道的家庭認同。儘管最近小報網絡對他有這樣那樣的故事評說，但歷史已證明他在三個認同上的意志和貢獻，不可動搖。
救亡圖強及方略
作者用了接近一半的篇幅來講中國近、現代史，其中主要內容是講中華民族曲折坎坷，但又百折不撓的救亡圖強經歷。作者三十年代出書，正是民族危難之時，筆者感受到他是用血淚來寫史，總是找機會給孩子分享這段歷史，一個被半殖民的民族爭取公義公平的歷史。
因篇幅關係，只能談談作者對內政的記評，筆者感覺其間極有價值的三件事：一、是清朝封建王朝和袁世凱復辟稱帝，作者有兩句評價：「中國的民主思想，在歷史上，本是醞釀得很深厚的（444頁）」，這和說中國人充滿奴性的說法差異甚大；「凡事總免不了有反動的......自不免有帝制的回光返照（496頁）」，這是中國改革發展的曲折漸進特徵。二、是「中山先生的革命方略，是分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的。（559頁）」中國的體制模式改革，從來就不是抄襲西方的現成方案，正如作者所說：「政治制度，是沒有絕對的好壞的，要視乎其運用之如何。（559頁）」三、是書中所敘孫先生提出兼顧三民主義（469-471頁），至今仍有現實意義。比如民生主義，就和今天提出的「生存發展權」緊密聯繫。Knierim解釋舊約聖經的一個特點，就是啟示上帝的宇宙公義和祝福，因而缺乏食物，就是破壞神的創造秩序。今天中國真的沒有生存發展權的問題了嗎？氣候變化、淡水缺乏、質良惡化、沙漠化、轉基因食品、人口基數龐大、老齡化等等問題現象，都現實和潛在威脅或影響著人民的基本生存發展權，所以政策和改革需要平衡。
權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