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舊之情造成的視野變形-評電影《老炮兒》

號角月報加拿大版 二零一六年五月

六爺一張嘴 今昔對比說法

顯然，作為生於北京、長於北京的當地人，無論是年近半百的導演管虎，還是已過半百的主演馮小剛，他們都曾經生活在與今天的北京全然不同的環境中。那個再難尋覓的「老北京」，在他們的記憶中儲存、沉澱、漸漸成為陳釀，成為他們雋永的回味。《老炮兒》便是這樣的一杯濃酒，裡面傾注著他們這代人對過去的深情懷念。最典型的就是六爺一張嘴，便是今昔對比的說法：現在的年輕人，不行。

在他們眼裡，現在的人和事，都不行。現在的小偷，偷了錢包，掏出錢後就把錢包扔進垃圾箱了，六爺看見，教訓這小偷，該把人家的身份證寄還失主，光拿錢就算了；有人要尋死跳樓，圍觀的人站了一街，還不斷用話撩撥「跳呀」，六爺看不下去，罵了一頓這種生怕別人不死的人；無執照營業的燈罩，被城管執法，撕扯起來，城管打了燈罩一巴掌，六爺挺身而出，掏錢替燈罩賠償他給城管汽車造成的損失，接著當眾拍拍城管的臉，表示他打人不可以，城管怒而難發，悻悻而去。這一組鏡頭，把老北京那種愛抱不平、愛管事的民風展示出來（至今北京街道居委會帶紅箍的大媽，還是小品裡常常提到的類型人物），這當然是法治不健全的社會裡一種自然的、必要的「代償效應」。民俗民風的壓力、民間的自我組織管理，一直是傳統社會維持地方秩序的力量。那麼，作為這種秩序的化身，六爺這種人物所代表的就是，「規矩」。

導演與主演 懷念文革經歷

規矩的背後是「禮」。影片中，六爺一直努力地「克己復禮」-保持和恢復禮數與道德。男女小青年騎車問路，六爺要教導他們，不能只知問路，不知對老輩人該有的稱呼。在六爺看來，凡事不能沒有規矩，而一切照規矩來的禮治社會，是不需要法律的。社會學家費孝通說：「所謂禮治，就是對傳統規則的服膺」，因此，費孝通深刻指出中國社會的一個特點：「無訟」。在影片中，衝突起來時，六爺的解決辦法不是訴諸法律，而是「照老規矩」：約架，到頤和園後的野湖打一架。

靠打架來決定事件的解決，在現代社會來看是十分荒唐的。但導演管虎和主演馮小剛欣賞的就是這種俠義氣概。文革中長大的他們，打群架是那一代人記憶中最深刻的部分；這一點在王朔編劇、姜文導演的影片《陽光燦爛的日子》裡也有反映。影片還特意藉人物對白，讓觀眾知道六爺曾經因打架蹲過監獄（這也是此片名為《老炮兒》的原因。在北京土話中，進過監獄的人，稱為老炮兒）。影片最後，六爺舉著東洋長刀，穿一身將校呢大衣，正是文革中小青年最崇尚的裝束。這一鏡頭，清晰地透露了導演與主演，對他們生命史中文革經歷的懷念。

90後面前 處於弱勢地位

只是這種對文革的懷念，絲毫不見反思歷史的意思，而是滿懷留戀與不捨，恨不得重新找回「過去的好時光」。因此，導演極力表現六爺的豪氣與俠義，當六爺冒死單刀赴會時，影片以360度仰角旋轉鏡頭，烘托六爺的「綠林好漢式」的英勇。只可惜，倘若觀眾能突破導演鏡頭的限制，從野湖冰面上轉開，放眼今天中國與北京的真實社會，這一幕該是何等滑稽可笑啊。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在現在的時代，硬要掄刀與90後小青年武鬥，最後心臟病發作死在冰上，值得謳歌嗎？須知，文革過去四十年了，時代已經變了。

是的，時移世易、社會變遷，導演也不能不承認，六爺這樣的人顯得越來越不合時宜。在狹窄凌亂的胡同裡，在破舊的四合院裡，六爺溜鳥、管閒事，還能維持一副大爺模樣，而一旦出了胡同，來到另一個北京-高樓林立的公寓區裡，六爺就風光不在。夾雜在人如潮水的地鐵中，楞怔在窗戶如格子布一般的高樓間，六爺的威風無處可尋，完全不像是地道的北京人，倒仿如頭一遭進城的老農。六爺初見富二代小飛，被小飛手電晃得睜不開眼；後來他到小飛家，小飛拉開窗帘，強光令他眼暈，這些鏡頭都暗示在90後小飛面前，六爺已經處於弱勢地位了。

驕傲與愚昧 可令記憶變形

那麼，導演為何要高調宣揚這樣一位落伍的舊式人物？這是一代中國文化精英迷惘的表現。管虎與馮小剛一輩所熟悉的文化環境與生活方式，與今天的社會幾乎是格格不入，在被高新技術顛覆的新時代面前，他們缺乏適應能力與理解能力。六爺的牢騷與抱怨，正是他們失落之痛。對於腐敗、炫富、認錢不顧舊情等現象，他們無力解讀，只有一肚子怨氣。未來是他們不確定的，他們能確定的，惟有記憶中最美麗的東西：江湖義氣的理想主義，豁命打架的慷慨之氣，而這些之所以美麗，也只由於已經被記憶修飾。

不要信它！記憶會欺騙人，就如以色列人很快忘了他們在埃及作苦工的「嘆息哀求」，回憶中的埃及簡直美如天堂，說「那時我們坐在肉鍋旁邊，吃得飽足」。人性的驕傲與愚昧，令記憶變形，幻化出肥皂泡般的炫彩，但無論它如何「看上去很美」，都不能與真實觸碰。這真實，無論是當年的實情，還是今天的現實。

嚴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