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精神與仁術濟世-話說上海仁濟醫院史
上讀王爾敏《近代上海科技先驅之仁濟醫院與格致書院》一書有感-19世紀西醫學傳入中國，不僅造福普羅大眾，也引起中國醫學體系的西化和更新，造就了中國現代的醫學體系；然而，西醫學進入中國，並非商人開啟，乃具有基督精神的傳教機構和傳教醫生開始。西醫進入上海歷史悠久，乃是從上海仁濟醫院開始。
創始動力來自傳福音
道光十五年（1835），美國傳教士醫生伯駕（Peter Parker）在廣州開設中國第一家西醫院。1844年2月初，英國傳教機構倫敦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應中華醫藥傳道會（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邀請，差遣傳教醫生雒魏林（Dr. William Lockhart）和另一位傳教醫生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在上海大東門外南道創建一西醫診所；可見創始動力來自傳福音，設立的宗旨是布醫傳道，體現耶穌基督對人肉體和靈魂全人關心的精神，同時面向所有人士，費用靠醫藥傳道會募捐，病人費用全免。
「醫院一設立，建院宗旨就廣為人知，每日都有大批人群向醫院湧來，人們喧鬧著，急切地要求就診。病人不僅有上海人，還有許多來自蘇州、松江和周邊其他地區，遠至崇明島。這些人們所表現的信任，即使在我們交流的早期，也顯得鼓舞人心。」由於診所面積不敷人們使用，10月移至小南門外較大地方；然而，這還是滿足不了病人的需要，自1844至1845年一年多時間，來醫院就診病人超過19,000人。
於是，由醫藥傳道會出面募捐，包括在華經商和教會人士，加上借款，共籌得3,381銀元建築費用，另加買地款220銀元，在上海北門外商埠地區，山東路和福州路之間建立聞名上海的山東路仁濟醫院。仁濟醫院醫治病人很多，從1844-1856年間，醫治了各種病人多達15萬，後來缺乏連續統計，但從個別年份統計可看出增長態勢-1860年16,113人、1861年38,069人、1900年83,714人，到1938年（倫敦會與醫藥傳道會結束在醫院的使命那年）達到240,910人。
植牛痘、戒煙及賑災
醫院在幫助兒童植牛痘，防止當時最易致死的天花病，作出了卓越貢獻。「自從建立仁濟醫院以後，就極力將牛痘接種推廣到普通民眾當中......當時，上海道台首領 How Ta-jin，要求他的一個女兒接種牛痘，後來他的另一個孩子、30名士兵和鄰居的孩子，均在他的住所都接種了牛痘；二十多個孩子也在醫院接種了牛痘......」接種牛痘的方法，通過醫院的推廣和培訓，特別是醫院栽培出的第一位上海人西醫黃春甫，向江浙地區的農村推進。當時上海地方政府積極支持醫院的工作，到1907年，上海半數以上10歲的兒童已接受了疫苗，1951年7月上海宣布，在全市範圍消滅了天花。
醫院在幫助戒煙上，亦做了有效的工作。雒魏林一直研究醫學禁煙術，在1874年寫成《鴉片速改七戒文》，揭露鴉片之毒害，總結一套實用戒煙的方法，幫助幾千人戒煙。作為一家教會醫院，醫院作了大量社會救濟和人道援助的工作。建院最初60年均為義診，後收少量費用。醫院在自然災害期間，施粥賑濟災民，僅1852年飢荒發生後的10周內，仁濟施送至少34,392碗米飯。醫院濟世救人，不分政治態度，小刀會和清軍在上海開戰時，醫院也為雙方傷員治病。
醫生院長醫德人品佳
醫院歷屆院長皆為醫生，多為傳教士醫生，基督信仰醫德人品，備受注目與讚揚。創始人雒魏林後到北京，創立北京協和醫院，1864年大清朝廷向「仁濟之父」雒魏林賜送「西來和緩」楠木匾一塊；主理醫院最長的傳教醫生笪達文（C. J.Davenport）獲民國政府授予嘉禾獎章。然而，從雒魏林起，凡是從倫敦會差派的院長和醫生，都不領醫院院長和醫生所應得的高額薪金，而是接受倫敦會所支取的菲薄教會薪金維持家用。他們的奉獻精神，和今日某些醫生收取病人禮金的現象相比，真是天壤之別，令人深思為何醫德不存，並與基督信仰的關係！
權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