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僅是一場辯護-評英國影片《否認》
若一場當代的「指鹿為馬」事件發生時，你如何在現代法律體系中，證明它是「鹿」而不是「馬」呢？面對一種完全出離常識常情的一派胡言，你又該如何辨明黑白？去年在多倫多電影節首映的《否認》一片，就講述了這樣一場真實的司法審判。
捍衛歷史真相 過程複雜
影片開始，是美國猶太女作家、教授底波拉•利普斯塔特在她一場講述大屠殺真相的會上演講，點名持極右翼思想的英國人大衛•歐文是「大屠殺否認者」；不料，大衛本人特來攪局，在會場上極盡嘲弄破壞之能事，讓演講會無法繼續進行，以致不得不請出保安人員來維持秩序。接下來，這位曾經到處大放厥詞、為希特勒辯護的大衛，更是主動興訟，以「誹謗罪」起訴底波拉。
為此，底波拉親赴英倫應戰。她帶著一般人的常識，以為真理必勝，正義必勝，她站在歷史事實一邊，無畏惡者的挑釁；然而，事情原沒有這麼簡單，來到英國之後所發生的一切，都不斷顛覆她的預期-同時也顛覆觀眾的預期。原來，捍衛歷史真相，竟是如此錯綜複雜的過程，不但要有戰略佈局，也要有戰術考量；不但需要理性清醒、邏輯縝密、需要有說服力的材料、詳實的證據，也需要排除干擾、避免涉險......尤其令底波拉想不到的是，連她自己本人，也必須在整個庭審過程中禁言！她本是作家、是教授、是有才華的演講者，此際，她只能默然坐在被告席上，聽她的辯護團隊與控方唇槍舌劍地交鋒。
大屠殺否認者 不算誹謗
英美兩國雖都屬海洋法系，但處理誹謗罪上法律完全相反。美國是無罪推定，誰指控誰舉證，控方必須證明被告所說的是假的；可在英國恰恰相反，被告必須證實自己所言為真，即在這件案子上，底波拉必須證明：納粹在奧斯維辛真的用毒氣室「屠殺」過猶太人，大衛否定這件事，就是「危險的大屠殺否認者」，用這樣的詞語稱呼他，不構成「誹謗」。這樣，案件的核心就在於，要在法庭上「證明」奧斯維辛大屠殺真實存在。
於是，整個事件就在一種頗為荒誕的背景下展開，底波拉從未想過，需要為大屠殺事實的存在而辯護！她不禁質疑：「法院變成裁決歷史的地方了？如果我輸掉，大屠殺就被否認了嗎？」影片在此也挑戰觀眾，即使歷史常識讓你知道，納粹德國曾殘酷逼迫過猶太人，但常識不能當作呈堂證供。而且，正如電影中辯方律師蘭頓的思考，困難之處在於即使集中營設毒氣室殺人之事為世所共知，但是在奧斯維辛被摧毀之前，從來沒有任何圖片記錄毒氣室的存在。你如何找到令人信服的歷史痕跡？
需龐大工作量 尋找證據
猶太社區聞聲而至，倖存的受難者舉著在監禁中被刺上藍色號碼的手臂，願出庭作證，底波拉為此興奮，卻被辯護律師團毫不猶豫地否決，不行！底波拉萬分不解，為甚麼？為甚麼我和親歷者都不被准許法庭發言？律師的理由是，法庭上只能有專業辯護律師代理發言，才不給對手破綻。此外，人的記憶並不可靠，哪怕在細節上有一點點不嚴密，都會對全部證據造成毀滅。接著，律師放出了一小段視頻，在那裡面大衛正獰笑著對猶太受難者說：「從1945年以來，你臂上的刺青為你賺了多少錢？」
蘭頓邀請底波拉一起專程造訪奧斯維辛。風雪中，天地茫茫，只有黑白兩色，他們走在集中營的廢墟上，如同走進失色的歷史照片。鐵絲網、軌道，引人回憶那段悲慘的歲月；然而，此時此地，他們來此不是為了憑吊，乃是為了尋找證據。何等諷刺啊，他們站在毒氣室的屋頂上，思考如何證實大屠殺的存在！
影片雖然把這場耗費300萬英鎊的曠日持久的七年審判（1993－2000年）壓縮為幾個月，但仍然讓觀眾看到，這是一場怎樣艱巨浩繁的過程。期間，諸多法律相關人士積極介入，還有劍橋大學歷史教授帶著他的研究生參與，他們調閱了大衛•歐文長達20年的日記，並全部檢查他發表的文章書籍、核對出處、校對版本......原來，能否贏得法庭判決，其背後有著如此不為人知的細致而枯燥的龐大工作量。他們不僅要證明大衛•歐文是錯的，更要證明他的錯誤是他在故意偽造證據，以滿足自己的政治目的。他們要在法庭上徹底揭穿他。
學會自我否認 解脫枷鎖
大衛•歐文驕狂任性，不請律師，單人面對底波拉的律師團。在法庭上，他看著對手一班人馬，牛氣地自栩「大衛面對歌利亞」。庭辯啟動後，形勢卻不如他所料，首席辯護大律師蘭頓據理而言，無懈可擊，大衛一向囂張的氣焰漸次低下去，由攻轉守、一退再退。面對一波又一波排山倒海而至的質問，大衛脫口說道：「我不是大屠殺專家！」蘭頓乘勝追問：「那你在大屠殺事件上為甚麼不閉嘴！」終於到了宣判的一天，在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法官當場作出判決，大衛敗訴，他被定性為「否認大屠殺者，種族主義者和反猶太主義者」，這個書面判決將永遠跟著他。走出法庭，記者問底波拉現在的感受，她高高豎起大拇指，律師笑道：「你現在可以說話了。」
影片有著濃濃的英國情調，英式的沉穩與節制。英國人的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的處事態度與方法，使得影片非常吻合法庭片應有的氣氛。冷靜、不苟言笑的英國律師們，以他們的團隊精神、分工協作，與美式個人主義的底波拉，情緒飽滿又急切盲動的性格之間形成強烈反差。他們之間的文化衝突、不理解，最終都化解在彼此的信任與共同的努力中了。第一次上庭，全體人員要向頭戴假髮的法官行禮，底波拉僵硬地站著，說自己是美國人；而到最後宣判的一場，她與所有人一同恭敬地低頭行禮。透過這場審判，女主人公也學會了自我否認，如她在電影中所說：「無論人們因為甚麼成為了否認者，否認都是有隱藏動機的；否認是解脫枷鎖的選擇，它可以讓人打開新生活大門，或是其他。」
否認歷史真相 惡意篡改
任何一樁歷史事實，無論它發生之時，如何在朗朗天空之下真實如鐵，但在日後的敘述中，都可能會以另外的面貌出現。有鑒於此，保衛歷史真相不被別有用心者惡意扭曲，不僅非常重要，而且相當迫切。
影片的結尾意味深長，大衛•歐文無恥地到處說：「看判決書，你會發現，所有的事情都對我有利......」-現在，他從大屠殺否定者，升級為判決否定者。剛剛發生的事實，馬上被他扭曲顛倒，被他惡意篡改。本片在2017年初在英國上映時，就招來四千多則負面留言。網絡媒體的發展，並沒有讓人更接近「真相」。當已成定論的歷史，被某些別有用心的人再度攪混之後，你還能認出它的本來面目嗎？這部電影帶給人很多思考。
嚴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