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瘟疫蔓延時
2003年3月，一個星期五的晚上，多倫多醫生陳飛鵬收到醫院內科部主管的電話，詢問他能否在週末時到醫院當值，陳醫生二話不說答應下來。然而，後來才知道SARS已在醫院內爆發。
陳飛鵬醫生直言，預防新冠狀病毒肺炎，做回自己應做的事：戴口罩、經常洗手，小心檢查病人背景，減少前去密集公眾場所。
要上前線顧慮矛盾
陳醫生服務的醫院當時是重災區，由一個受了感染的骨科病人開始，最終60多名醫護人員感染病毒，全部入住了SARS病房，醫院後來徵召醫生入SARS病房診症。陳醫生坦言：「當時大家對SARS的認知不多。我們只知道這是傳染病，橫行霸道，到處肆虐，也不知道是過濾性病毒、細菌還是真菌？發起病來會嚴重氣喘，死亡率達16%，其他一無所知，也不曉得如何預防和抵抗，就像鬼魅在你面前飛來飛去，令人又擔心又驚恐。」
陳醫生夫婦是基督徒，在那段非常時期他倆一心尋求神的旨意。「病房裡躺著的都是同事，每個人我也認識，我很想在這個生死關頭和他們一起奮鬥。消防員面對大火不會轉身離去，醫生也不會因為大疫症而逃跑，我們可以騙人說自己病了不上前線，但過不了自己的良心，也過不到我的主，神知道一切。」陳醫生憶念當時太太以《聖經•詩篇》91篇第六、七節作為神的應許，於是準備翌日上陣。
前線醫護捍衛社會
想不到的是，原來早已有人願意進入SARS病房工作，陳醫生被安排到內科病房，但同樣面對緊張的局面。當時醫院已被封鎖，一班醫護人員由早到晚在醫院工作，回憶那段日子，陳醫生百般滋味在心頭。「那時的防備措施很混亂，我們也不知道怎樣做，只是穿戴平時用的口罩、手套和防護衣，為了加強保護，還很無知地戴上兩個N95口罩，穿上兩件防護衣，結果人幾乎呼吸不到，也動不了。一焗就要幾小時，大家吃飯也只能相距10呎以外，連聊天也不能。回家後首要將衣服除去，然後到土庫洗澡；自己一直在土庫隔離，沒有家庭生活，也沒有正常生活。」陳醫生形容那時的心境是驚恐、沮喪、疲累和不舒服。
在SARS前線工作的醫護人員，沒有想當然地得到社會推崇，反之卻嘗盡人情冷暖。陳醫生見過有同事因為感染SARS而殉職，有人病癒後不能走路，也有人得了抑鬱症......殘酷現實是，他們沒得到實際的尊重，反而被社會唾棄，成了牛頭馬面，人人不願接觸，避之則吉。陳醫生慨嘆：「我們抵抗病毒，以血肉之軀築起人肉長城，捍衛身後的社會，但有誰來關顧我們？」縱然如此，他仍然見到許多醫護人員前仆後繼地守住崗位。其中一名年輕基督徒實習醫生，本來已到了另一個小鎮的醫院工作，但他特別回來申請進入SARS病房，所以陳醫生說：「有人逃跑，但亦有人留下來全身投入。」
感染SARS不自知
在疫症戰場工作了好幾個月，陳醫生常常自忖為何沒有染病，他說：「我接觸過一名超級帶菌者5次，有兩次還沒有戴上口罩，但為何不受感染呢？」當年在SARS退去後，醫院進行研究調查，為醫院員工抽血檢查，結果陳醫生在SARS血清學檢測證實為陽性。「換言之我被感染了，但沒有發作出來，這是神的保守。」他視之為死而復生的經歷，認定生命是神所賜的，經歷絕地困難，平安都是從神而來。
17年後疫症重臨，面對新冠狀病毒肺炎，他指這次政府更有經驗，各種醫學科技（例如檢測）也比當年先進，他在1月底已參加有關講座。他鼓勵華人社區，注重個人身體狀況，早睡早起，進食運動有時。假如出外旅行出現病徵，抵步時要如實報告，不要隱瞞，不要逃避，這樣有關醫療人員才可以幫到你，否則的話，一個人可以影響千百人。
陳飛鵬醫生認為戴口罩一定有用，但必須戴得其法，「假如不懂戴，例如經常觸摸口罩，然後摸自己的臉，又或讓鼻子外露，都是用錯了方法。那戴口罩也沒有用。」他指現時加拿大的情況風險不算高，暫時可以不戴，但最安全的方法還是要經常洗手，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並密切留意政府的指引。
陳筱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