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步入了動盪的年代
講到社會動盪，最近必定是指弄得人心惶惶的新冠月市炎，而關心香港的朋友，自然會想起因反對《逃犯條例》，而引發的一連串大規模社會衝突。其實，動盪不安又豈止局限於中國大陸和香港，可說是遍佈世界各地，例如英國脫歐所引發的撕裂，法國的黃背心抗爭，中美之間在政治和經濟上的角力，中東的戰亂而出現的難民潮等等。究竟這一切亂局的背後，是否純粹出於偶然，還是背後有一些共同原因？筆者在此嘗試提出三個正在影響世局的大趨勢。西方世界習慣稱10年為一個年代，而2020年正好展開一個新年代，若然用「動盪不安」去形容這新年代的開始，相信沒有人會反對。
一、自由市場和全球化所帶來的貧富懸殊
在過去20年，主導全球最主要的經濟思想就是開放市場，各國之間不同的自由貿易協議相繼出現，再加上科技的發達，導致全球化達到一個頂峰。無可否認龐大的商品貿易，再加上人口流動，技術轉移，的確是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支柱之一；但經濟增長的背後卻帶來很多社會矛盾，特別是貧富懸殊，經濟成果分配不均勻的痛苦。
第一波因市場開放而帶來的衝擊是，工廠不斷向東南亞轉移，導致大量製造業職位在發達國家消失，受影響的主要是一些藍領的行業；然而，許多昔日被認為是高學歷的白領工作，今天都面臨很大威脅，特別是由於新科技的出現，許多白領工作已被人工智能取替，加上資訊發達令全球招聘的成本大幅降低，以前全球招聘只會出現於大公司的高級管理層，現在許多中層職位都普遍採用全球招聘，競爭亦因而變得激烈，一份工作的競爭對手可以來自世界各地。試想，一間美國的科技公司要聘請一名電腦程式員，申請人再不單是來自美國本土，還有大量在印度、東南亞各地、東歐和中東的畢業生。今時今日要找一份安定工作，穩穩定定做到退休，然後靠退休金安享晚年，幾乎已變成天方夜譚；長期工作不穩定，要不斷自我增值才能保住飯碗，當中所面對的競爭壓力，慢慢就會浮現在不同層面的社會衝突之中，「不公平、不公義」就成了現代社會運動時常出現的口號。
二、對民主政治的厭倦
西方民主價值的本質相信大部分人都會認同，民主法治其中一個可貴之處，就是在制度之間互相制衡，可惜制衡太多則令許多政策停滯不前，特別是當不同政黨因政治利益而不斷鬥爭，罔顧整體社會的利益。大部分政府資源和時間都花在政治鬥爭上，普羅大眾沒有半點得益，這一切實在令許多西方世界的選民失望。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整場英國脫歐的政治鬧劇，眾所周知當時的英國首相大衛•卡梅倫在2016年提出的脫歐公投，完全是基於個人的政治前途考慮，根本不是從英國整體的利益出發。他提出的脫歐公投，完全是一個不負責任的選擇，只提概念，當中沒有內容和細節，結果公投贊成脫歐，卡梅倫黯然下台，留下一個殘局。社會出現嚴重分裂，贊成和不贊成的長期保持五五之爭，導致三年多的政治鬥爭，兩黨為選票而爭持不下。在苦無出路之下，就出現了一個約翰遜來打破悶局，不知是喜還是悲。
三、中國崛起而引發的爭議和不安
中國從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經過幾十年的努力，慢慢從脫貧走向小康，本應是全世界都值得鼓舞的一件事，可惜卻出現了兩個問題。首先是中國人口太多，以一個14億人的國家來說，只要當中10%的人富起來，就已經是1億4000萬，超過美國整體人口的40%，當中釋放出來的購買力，可以令許多商品的全球供應出現嚴重失衡。最簡單的例子就是，這一億多人每年出國去不同的地方旅遊購物，就已經對世界各國造成很大的衝擊。我們從社交媒體看見巴黎手袋名店，全部塞滿從大陸來的遊客；著名的景點小鎮由昔日的寧靜悠閒，變成絡繹不絕的巴士旅行團，這種種現象都會對原本生活在當地的人帶來不便，亦迫使當地人改變了生活模式，有負面的評論更認為，當地人只是為了鈔票而忍氣吞聲。
問題的根源不是中國富起來，而是人太多，若然中國只有1400萬人，而不是14億，這一切一切都不再是問題了。另一個更核心的問題就是，中國的發展並沒有依從西方民主世界所定立的規矩，兩種不同的制度，不同的價值觀，不同的做事方法，當中國和西方世界的距離逐漸拉近時，矛盾自然產生。若然單單是文化上的差異，在沒有利益衝突的大前提下，或許雙方都可以互讓互諒，大家仍然可以做朋友互補不足。今天，中國已不再只是製造球鞋、運動服的國家，而是直接衝擊美國的高科技通訊行業，不同的價值觀頓然成為了一種實際威脅。
全球的大趨勢正影響世界各國的政治和經濟環境。今天所見的亂局，只不過是一個開始，鬥爭和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只會令矛盾越來越深。
袁國雄（多倫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