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溫情與憐憫——重讀魯迅先生100年前的《吶喊》文集（三）
號角月報加拿大版 二零二四年一月
《吶喊》中故事的地點，大多是作者的故鄉，少量幾篇是他當時居住的北平。他的寫作不是宏大敘事，而是在一個個好像讀者正在親身親歷的場景中，講述著來自生活，來自普羅大眾的點點滴滴，透過它們折射出思想的光彩。
被舊文化荼毒的讀書人
魯迅對於筆下的人物是滿有溫情與憐憫的。《孔乙己》中主角孔乙己，愛到家鄉魯鎮小酒館喝喝小酒，他是那個時代典型的、最底層的、有些學問的知識人。窮：臉上常有傷痕，穿著有身份的人才穿的長衫，「可是又髒又破，仿佛十多年沒有補，也沒有洗。」酸：「他對人說話，總是滿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背運：科舉考試終未成功。他還「好喝懶做」。他的言談舉止穿著，成為酒館中人的笑料，他給沉悶的酒館帶來笑聲。他從不欠酒館的賬；他很想和人交流，有一次和少年的酒店夥計主動說話，渴望可以教他認字，「用指甲沾了酒，想在櫃上寫字」；他喜歡孩子，給到酒館的孩子們一人一顆茴香豆吃，結果所剩的豆不多了；他會小偷小摸，常常被別人打。他最終的結局讓人心酸，他偷了那個時代得勢的知識分子鄉紳丁舉人的東西，被打了大半夜，腿打折了！他最後用雙手帶腳跪行到酒館，喝了四文錢的酒，付了酒錢，再也不見了，死了。他是一個被舊文化所荼毒的讀書人，他在那種社會環境中，走不出自我缺陷的束縛，也得不到周圍人的理解，前面的路是無望的。病入膏肓的社會和文化
在《藥》中，華老栓和華大媽兩口子在紹興鎮開一小茶館維持生計，他們的孩子小栓患了很重的癆病，一直咳嗽。夫婦倆用洋錢從惡神般的康大爺那裡，買了沾有被砍頭處死犯人的人血「鮮紅的饅頭」，將饅頭烤焦，給兒子吃，「吃下去吧，病便好了。」然而，場景轉到了墳場，華大媽在清明寒冷中給死去的小栓燒紙，她呆呆地仿佛在等候著甚麼，微風吹起她的白頭髮。這時，另一個穿著襤褸的半白頭髮的婦人也來上墳，她就是那犯人的母親，那犯人是暗指在紹興就義的女英雄秋瑾。是的，她愚昧，但筆者讀她，沒有了輕視和鄙夷，而是傷感，對他們的憐憫，深深的憐憫，也不得不想：那個社會，那種文化，何以病到如此膏肓。《明天》中魯鎮的貧窮寡婦單四嫂子，生命全部的盼望就是三歲的兒子寶兒。孩子吃了賈家濟世老店的藥後，還是死了，在孩子死後的那夜，單四嫂子「苦苦的呼吸通過了靜和大和空虛」，「暗夜」流淌著，狗在「暗地裡嗚嗚地叫」。筆者還想：魯迅是學西醫的，不喜歡中醫，把它作為傳統文化「無用」和「誤人」的象徵之一，這是不是他的時代局限性呢？
離完成國民啟蒙尚遙遠
《風波》中的九斤老太，是又一個我們熟悉的人物。她已79歲了，過著平淡的農家生活。她生下來9斤，孫子生下時只有7斤，而曾孫女則只有6斤；她典型的情緒外露是說：「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當然，這絕非只是在說重量。進入民國不少年頭了，大家只是認為革命，就是換下了皇帝和剪了辮子而已。遠近三十華里惟一的「出色人物兼學問家」趙七爺，還在盼望皇帝復辟。1917年張勳復辟，他大大歡欣，村裡剪了辮子的人則擔驚受怕；張勳復辟失敗了，而六斤已到了裹腳的年齡，她裹了小腳，「在土場上一瘸一拐的往來」。辛亥革命成功了，但離國民啟蒙的完成還有遙遠的路要走。矛盾的魯迅為社會吶喊
魯迅對於家鄉的情感在《故鄉》和《社戲》中表現得很充分。「我」在離開故鄉二十餘年後，在嚴冬時節回到故鄉，要賣掉老宅，接母親和侄兒宏兒到北平定居。搬家前賣或送出傢俱時，忽然遇上了兒時的朋友閏土，過去他家的短工的兒子，他來拿一些傢俱。「我」在十一、二歲的少年時，與閏土相識相交，閏土哥教他捕鳥，給「我」講了許多「無窮無盡的希奇的事情」，他們是親密無間的，是哥弟相稱呼的，是平等相處的；然而，這次見閏土，他完全已是個海邊種地、風吹日曬的農民，家境不寬裕。他突然向我叫道：「老爺……」「我仿佛打了一個寒噤；我就知道，我們之間已經隔了一層可悲的厚障壁了。」閏土帶來他的兒子水生，說：「水生，給老爺磕頭。」而宏兒很快和水生玩在了一起，就像當年的「我」和閏土一樣。故事結尾，魯迅盼望著：兩個孩子不要像我們，他們不要一個辛苦麻木，另一個辛苦恣睢而生活，「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這個希望可能是渺茫的，但「我想：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在《中國文學名家與基督教》一書中，筆者談到劉小楓對於魯迅的評價，認為魯迅是以自然本性的惡來對付惡，並不能「肩起黑暗的閘門」。今天重讀他的作品，卻又看到他對於弱勢貧窮人的憐恤和溫情；可能他就是矛盾的人，但他卻立志為建立一個行公義、好憐憫的社會而吶呐喊。
權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