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韓少功《馬 橋 詞 典》之《醒》篇 屈原「醒」還是「不醒」
歷史上,在政治腐敗、國運衰退時,仍有愛國志士奮勇抗爭,我們不能簡單把他們評價為不順應歷史、不識好歹的「醒子」-「蠢貨」。
羅地是一面鏡一劑猛藥
在明講歷史觀,暗含對屈原的愛國主義的思考時,韓少功著重講了羅人對楚國人的態度。羅人的先人遭到楚國人無情的追殺,最後在偏遠羅地定居下來。當楚國的大官屈原被流放到此後,羅人不是以怨報怨、以牙還牙,反而帶著饒恕的心接納他,給他衣食住行。作者強調「歷史沒有記載這一切,疏漏了這一切。」(41頁)
作者進一步描寫羅人的品格行為:「但他們諒解了已經敗落的敵手,對屈原同樣給予了悲憐。」屈原死後,5月划龍船,「他們拋下粽子,希望魚蝦不要吃屈原的屍骨。他們大鑼大鼓地喧鬧,希望喚醒沉睡江底的詩人......他們接天的聲浪,完全淹沒了對楚營的萬世深仇,只為了救活一個人,一個陌生的詩人。」(42頁)
屈原,在報國無門、顛沛流放、被羅人接納的處境下,是怎樣的反應呢?作者覺得很可能:「羅地是一面鏡子,可以讓他透看興衰分合的荒誕;羅地是一劑猛藥,可以讓他大泄朝臣內心的矜持。」進一步,「不僅僅是在拷問他對楚國的怨,也在拷問他對楚國的忠貞,拷問他一直自我珍惜,並且畢生為之奮鬥的信念。」(41頁)
屈原變法圖強可是「醒」
我們不能從屈原的詩詞文章中,看出他認為歷史興衰是荒誕的。關於放下大臣的矜持,他會感到、承認自己某種的無力感。對楚國的怨,一定有,筆者更相信,他的怨主要是對奸佞群小之輩,但「忠貞」和「信念」二詞就很重了,作者在提到羅人時,還再次提到屈原的忠貞。如果屈原失去了對楚國的忠貞,他還能愛國憂民嗎?他過去要變法圖強,是「醒」-蠢嗎?
再回到羅人愛與饒恕的品格。梁漱溟談到中華民族的力量時,說過這樣的一段話:「中國人在種族上無狹隘之見,只在文化上有信念,不肯放鬆。中國人為種族而鬥爭者少,為文化而抗爭者多。中國被外族征服,非從種族而有亡國之感,乃是從文化上而有亡天下之感,不甘心文化之滅亡。」筆者不同意他說的在種族上無狹隘之見,但卻覺得中國人對文化的重視是明顯的。
基督教指出愛的至高性
中國儒家文化有一個特別之處,就是強調「仁」,一種仁愛的德行高於其他的德行。魯斯˙本尼迪克特在《菊花與刀》中,對中日文化有一段深刻的對比:「中國設定一種凌駕一切之上的德行作為忠與孝德條件。這個德即是『仁』,通常被翻譯成'benevolence'......一個人的效忠,是以『仁』這個條件為基礎的......中國人的這種倫理觀念在日本從未被接受......即使作為學說,也從來沒有被完全接受過。」羅人對屈原的態度,正是仁愛的表現。作者言下之意,是屈原經歷了它,且被這種「仁」所深深觸動,屈原可能已認為它比對楚國的忠貞更寶貴。
同樣,基督教也指出愛的至高性,而且強調愛的來源。聖經啟示「上帝就是愛!」「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聖經尤其推崇捨己饒恕的愛,耶穌教導門徒說:「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這樣,就可以作你們天父的兒子......你們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饒恕你們的過犯。」
他和上帝沒有生命聯繫
在屈原的信念中,一是政治改革的信念:獎勵耕戰、舉賢能,唯才是舉、反壅蔽、禁朋黨、明賞罰、移風易俗;二是道德品格上真誠純潔、不隨波逐流;三是愛國愛民(楚國和楚國人民)。從屈原投江前與漁夫的對話,清楚知道他對自己的政治改革信念、道德品格的持守,是沒有改變的。他講到世人皆醉他獨醒,也並不能表明他對楚國和楚國人民的愛失去了。
作者認為屈原在羅地的經歷,「一定是他的精神發生了某種根本性的動搖,使他對生命之外更大的生命感到驚懼,對歷史之外更大的歷史感到無可解脫的迷惘,只能一腳踩空。」(41頁)自殺!假如屈原已經感受了仁愛和饒恕觀念,他可以從一個更高、更全面的觀點來看他的愛國愛民,他可以生活下去啊,即使亡國了,為甚麼要投江呢?筆者思想:他找不到歷史表象下的真正意義;他找不到人的生命之上的那位超越的上帝,雖然他寫《天問》,但他和上帝沒有發生真實的生命聯繫;仁愛和饒恕,沒有經過上帝的愛的洗禮,終究不能培育生命的參天大樹。
「子規夜半猶啼血,不信東風喚不回。」屈原是夜半的子規,他注定要失敗,但他啼血的精神,是中華民族的財富。今天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原來春夏秋冬都有那創造者設計的美意,讓我們無論在何種季節都能感受到祂的愛,所賜的美和豐富。
權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