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禮治事治國 任人唯賢去佞-《晏子春秋》讀後感（下）
號角月報加拿大版 二零二一年三月
晏子堅持維禮治事治國
周天子以禮治國，興起「尊禮文化」，中國歷史學家範文瀾先生認為，這種文化有其進步意義，「因為尊禮文化多少承認被統治者有些卑賤人的權利，雖然這種權利是極其微小的。」（《中國通史》（第一冊）第148頁）「禮」是「用以調節社會矛盾，維護宗法制度、社會秩序的倫理規範、典章制度。」（湯化譯注《晏子春秋》前言第9頁）任何社會都需要「禮」的規範；然而，西周末期起，社會大變革大激蕩大分化，「禮崩樂壞」， 至春秋時期更是加深，而這正是晏子、孔子生活的時代。晏子和孔子一樣，重視「禮」。他堅持維禮治事治國，而且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盡自己的努力，在這點上就像孔子一樣。當時齊國政治發生一個新的動向，田氏家族勢力越來越大，而且施恩惠於百姓，深得人心；而齊國的薑姓王族驕橫霸道，激起民怨，故而「田氏代齊」的情形逐漸浮起。一次，齊景公和晏子望著齊國大地，討論國家未來和田氏家族勢力的問題，齊王問晏子如何應對；晏子回答：「惟禮可以已之」，「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立。」（《重而異第十五》）他繼續陳述「禮」帶來的益處：「君王德美臣子忠心，父親慈愛兒子孝順，丈夫和悅妻子溫柔，婆婆仁慈媳婦順從，這是禮的常規。」 （今譯文採用湯化《晏子春秋》譯本，下同）然後他又提出具體的禮的實施。
在仁義禮上與儒家一致
晏子重禮，但禮是體現著背後的仁義價值觀的。他經歷的第二位王齊莊公，宣導奮勇力量，而不顧仁義，晏子就去見他；晏子指出使用勇力，乃是要「以行其禮義也」，更進一步，商湯、周武王起兵推翻前朝，並非無禮和大逆不道，乃是符合「仁義之理也」，而「今上無仁義之理，下無替罪誅暴之行，而徒以勇力立於世，則諸侯行之以國危，匹夫行之以家殘。」（《諫上第一》）可見，晏子在仁義禮上，是與儒家思想一致的。 既然禮對國家是如此重要，那麼就要上行下效，而且要從小事做起。當政者總是想隨心所欲，天馬行空，不願被禮所束縛，古今皆然。齊景公和大臣們一起喝酒，讓大家不受禮節，豪飲海喝；晏子在場，馬上批評景公說：禽獸是用力量來主宰世界，你今天丟掉禮節，那就等同於禽獸了，他還引用《詩經》「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勸誡之。（《諫上第二》）然而，景公並不聽勸。於是，滿有智慧的晏子生出一計，景公離席出去，晏子不起身依禮致意，景公回來也如此而行，大家舉杯敬酒後，晏子又不按禮儀搶先喝酒。景公怒，晏子回答：這就是我所造的一個無禮的情況，您若無禮，也會如此啊。景公醒悟，不再無禮而豪飲了。
政治人物身邊讒佞之人
有人也許懷疑中國傳統禮儀，認為皆是老古董，對今天的社會價值不大，文革期間，這種思想氾濫，學生對老師無禮，社會治理體系被嚴重衝擊，甚至孩子們在家裡也要和父母鬥爭，好像只要理不要禮一般；其實，中華禮儀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把它丟掉是極大的愚蠢。當然，禮儀在不同的時代也要繼承與革新同行，死守過去的一切，顯然是僵化。我們的東瀛鄰國，在唐代學習中華文化，繼承和發揚了中華禮儀，成為它民族禮儀的一部分，吸引了世界的眼球，這是給我們上了一課。孔子提倡中庸，不搞極端，對繼承和發揚「禮」文化也應如此。 人的罪行使得我們願意聽順耳之言，不愛聽別人的批評，發展到一個程度，就喜聽媚言和偏愛讒佞之徒。《聖經•創世記》三章中撒但引誘夏娃悖逆上帝時，展現出高級讒佞水準，好像一切都為了夏娃好，一切為了夏娃的自由獨立和益處，誘惑她懷疑上帝命令的全然美善。政治人物權力大，往往身邊的讒佞之人更多，齊景公就常常忽視賢臣，喜好佞臣小人，晏子對其常常講任賢去佞的道理。
中華文化提倡和而不同
有一次，景公去打獵，碰到老虎和蛇，他問晏子這是否不吉利？晏子回答國家的不祥事有三樣：「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詳也。」（《諫下第十》）對於賢人的態度和使用，不僅考驗領導的德性，其實也影響社會的治理，一個治理亂哄哄，用人雜亂無章的社會，可能就是缺乏用好賢人。景公最愛身邊一位大夫梁丘據，他對景公總是有求必應，沒有是非原則，是個典型的小人，而景公認為他與自己最「和」；晏子向景公指出，這只是「同」，而不是「和」，「和」是雖有不同，卻能共處，相互和諧，「和」就好像用不同的材料做出美味的羹，不同的音符奏出了美妙的音樂。（《重而異第五》）中華文化提倡和而不同，和諧同生，而不是極端對立的二元論，非要拼個你死我活。
權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