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甚麼來安慰他瑪的哀傷？評最新電影《最後的決鬥》
這是美麗的瑪格麗特的不幸嗎？從她婆婆一句「我也被強姦過」，女性遭遇強暴的悲劇被推而廣之，由個案轉向常事，由此時此刻所發生的，延伸到歷史中一直都存在的、貫穿的苦難。電影提到其他女人類似的經歷，引觀眾將這條苦難之線，一直推下去，直推到起始於2018年的“Me Too”運動。有所思的觀眾會發現，老導演雷德利•斯科特原來有一個野心，他不僅要拍出這樁發生在1386年的案件，他更要藉此撕開一直存在於整個女性歷史裡的痛苦與不幸，一直被隱藏遮掩在正史敘述之下的、被忽略的苦難。所以斯科特才會在片中借別人之口，言及其他，包括那些在戰爭中被侮辱的女性，甚至在日常生活中深受迫害的女性。
可是，又能怎麼樣呢？你解構歷史就能重建歷史嗎？你掀翻了桌子就算大功告成嗎？就算你大聲疾呼，告訴這個世界：女性是「第二性」，是被壓制的，是受侮辱與損害的！就算這個事實如鐵，無可辯駁，這鐵的事實不是還得這麼牢不可破地繼續「鐵」下去嗎？女人，不幸的女人，以瑪格麗特為代表的女人，敢問路在何方？
導演斯科特以影片《最後的決鬥》向世人呈現的，不過是個半成品。他知道如何質問，但他不知道答案。
所以，在影片《最後的決鬥》結尾，斯科特只能極為倉促地收場。決鬥的結局象徵天意，顯明瑪格麗特訴說的都是真實的，她丈夫殺死強姦她的惡棍的同時，也宣告了她不必被燒死。鏡頭轉暗，示意故事完結；當銀幕再亮起來時，已是尾聲了，這部分，只有草草一分鐘。鏡頭裡，是瑪格麗特在空寂的莊園裡陪伴學步的兒子，字幕告訴觀眾，決鬥之後不久，她丈夫死於十字軍聖戰，瑪格麗特終身沒有再嫁。
不可避免地，面對這種曠古之痛，歷代哀怨，人們不禁追問：神啊，祢你在哪裡？
打開《聖經》，人們不難看到，神的書裡面也同樣記錄了女性的苦難，《聖經》絕不迴避。其中最令人難過的莫過於兩名少女，那就是：雅各的女兒底拿和大衛的女兒押沙龍的妹妹他瑪。底拿是因年幼無知，誤入險境，成了落進陷阱的獵物，被當地惡少示劍控制在他的家裡，然後挾持底拿為人質，向雅各強求結親。如果說，在這件事情上還有底拿自己不夠謹慎的過失；那麼大衛的女兒他瑪則更加無辜了！她只是因為生得格外美貌而被兄長暗嫩垂涎，暗嫩裝病騙過父親大衛，讓自己得到接近他瑪的機會；結果，他瑪奉父之命前來為兄長作餅，反而使自己成為暗嫩饑渴欲望之餅。更其不幸的是，得手後的暗嫩棄他瑪如敝履，將自己犯罪作惡所帶來的不安、惱怒，轉作對他瑪恨惡，他命令手下的僕人「將這個女子趕出去！」
當代女權主義者相信，在漫長的歷史裡面，無論是古時的瑪格麗特還是當代的 Me too，女性從來都不過是「沉默的大多數」。誰看見她們的患難、驚懼、走投無路、魂不守舍？底拿和他瑪的一生，不也是被毀掉了？在強調女子貞操的時代，她們只能孤老於家中，有甚麼可安慰她們的後半生？誰為她們討還公道？誰為她們伸張正義？女權主義者認為她們有權憤怒，她們期望這個壓迫女性的世界能翻轉過來。
然而問題可能就在這裡。反過來，並不是答案，只是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交換場地而已。男性的罪人與女性的罪人，只有性別之差，都是罪人。離開這個本質，所謂不平等、受壓迫，全是表象。恐怕導演也明白此理，所以，他只道出了不平，並無下文。
那麼，女性的痛苦就只能如此了嗎？拿甚麼來安慰他瑪的哀傷？
這個問題，推而廣之，也是世上一切不幸、災禍、冤屈、患難的總問。人們對這些問題的追問，問到最後就追究到上帝那裡，於是，就陷在一個怪圈裡：若神是全能的，祂為甚麼不挪去災禍？若神是全善的，祂為甚麼允許痛苦的存在？這個邏輯推理中，似乎存在著這樣一個不可解的矛盾：或者，神是全善的，卻不全能；或者，神是全能的，卻不全善。
《最後的決鬥》一片裡，瑪格麗特的世界是無望的。導演深刻之處在於，他不僅讓人們看到瑪格麗特的悲劇不僅源於被強暴，合法的婚姻生活未嘗不是另一種強暴。苦難，本質上更像是一場在劫難逃。瑪格麗特、底拿、他瑪的苦難從未被挪去，但是，上帝，正如祂的名字是「我是」（在中文中亦可理解為「我在」）一樣，臨於一切苦難之上—上帝同在。問題不在於苦難之中上帝在哪裡？問題是在苦難之中，你是否真的知道上帝同在，這才是你能否得安慰的根源。這是約伯、耶利米的安慰，也可以是所有女性的安慰。
《聖經》裡，所有聽到上帝呼喚的人，會應答「我在這裡」。唯有一次，上帝對所有不認識祂，也不尋訪祂的人，祂主動向他們顯見，加倍叫道：「我在這裡！我在這裡！」（以賽亞書65章1節）
你問，「這裡」是「哪裡」呢？上帝以甚麼方式與人同在呢？《聖經•馬太福音》啟示，那位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人要稱祂的名為「以馬內利」，意思就是「神與我們同在」。
嚴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