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辦公室政治看香港局勢
阿聰是筆者大學時的同窗好友,最近在多倫多聚舊時,談到他現正面對事業上一個重大抉擇,不知何去何從。雖然只是一場普通不過的辦公室政治鬥爭,但當中有許多情況,卻又和香港的佔中十分相似。
內地公司收購建議
上次見阿聰差不多是10年前的事,那年可說是他事業上的第一個轉捩點。大學畢業後,他和許多香港留學生一樣,在加拿大找不到一份理想工作,於是決定回流。在90年代中,他和幾個朋友開設了一間資訊科技公司,短短幾年間,不但在香港闖出名堂,更取得幾間歐美大公司的合約,再加上2000年的科網熱,風頭可說是一時無兩。
正當阿聰計劃把業務打入龐大的中國市場時,突然接到內地一間大公司的收購建議,對方提出的價錢不但十分吸引,而且更保證所有員工在收購後繼續留任原職,香港公司的運作基本上一切照舊。為了消除阿聰的疑慮,內地公司承諾給予他絕對自由,唯一條件是要藉著阿聰公司的經驗和技術,幫助母公司打響頭炮,發展其內地的資訊科技業務。
經過和其他合夥人商議後,阿聰決定接納內地公司的收購計劃。最初幾年合作尚算順利,河水不犯井水,香港公司除了在經濟上為內地母公司帶來可觀的收益,亦做到技術轉移,當資訊業在內地還處於萌芽階段時,讓母公司可以早著先機。
遠超乎當初的預料
10年過去,有兩件事遠遠超乎阿聰當初的預料。第一、收購之後,阿聰才發現,原來總公司同時已在內地成立部門,獨自研發自己的資訊技術,最初效果雖然不理想,但經過10年的努力和阿聰公司的支援,近年總算取得一定成績,不但在內地普及,且其設計特別針對中國的市場需要。第二、令阿聰感意外的是,母公司在內地的其他業務發展超乎想像,特別是房地產和零售業,在10年內翻了幾番,現時阿聰公司的盈利,對母公司的整體業績,可說是微不足道。
近一兩年,阿聰發覺總公司開始慢慢收緊自由度,對香港公司發展的方針和路向提出不少意見,他亦盡力配合;一方面避免正面衝突,更重要的是,希望從總公司取得較大的資金,支持新技術的研究以保持競爭力。可惜正面的衝突終於在上月爆發,當阿聰向總公司要求和另一間資訊科技公司正式建立合作夥伴關係時,被斷然拒絕,因為阿聰提出的夥伴,跟總公司在內地的競爭對手有直接商業合作,無論如何解釋二者不會構成任何衝突,總公司仍然堅持底線,根本無任何轉彎的餘地。
香港公司雖然在運作和行政上獨立,但法律條文規定必要經過總公司的審批,別無他法。現在阿聰只有兩條路可行,一是放棄建立合作夥伴,總公司亦答應會將部份內地的資訊項目,直接撥給香港公司,單從短期經濟利益作考慮,是個不錯的妥協;但進一步和內地的業務融合,長遠是禍是福,還未可料。
另一條路是採取不合作態度,甚至更激烈的抗爭行動,期望能逼使總公司改變立場。以阿聰估計,總公司未必會因抗爭而立即削減研究撥款,但關係惡化,必然會帶來更嚴緊監控,而且長期抗爭必然會嚴重打擊內部士氣,有實力的員工會選擇離開,人才慢慢流失最終會令公司失去在國際上的競爭力。總公司則認為,以其今天在內地的實力,就算香港公司最終結業,充其量只會損害總公司在國際上的形象,實質影響並不大。
不可能改變的現實
從實際的處境考慮,除了在夾縫當中尋求對話和合作,阿聰還有其他選擇嗎?香港公司根本無可能脫離總公司的控制,是無奈,但同時是不可改變的現實。最壞的結果,就是總公司沒有因抗爭而讓步,相反為保內地的其他業務,而全面放棄阿聰的公司,對於抗爭,只要不蔓延至內地,就採取不直接打壓,但又不真正讓步的策略,阿聰公司的前景就在沒完沒了抗爭中消耗盡,數百員工最終因而失去飯碗,才是整件事的輸家。
納言(加拿大多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