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小剛新片《 一 九 四 二 》折在哪裡？
這是一部讓人感到渾身寒澈的影片。蒼涼的天空下，是荒蕪的大地，一群緩緩蠕動的難民，向著未知是否能獲得拯救的方向掙扎前行。生命如塵泥，隨時都在流失，倒斃道旁的餓殍與吞吃死屍的野狗，哪個更好一點？《一九四二》裡的逃荒者，活也活得毫無意義，死也死得毫無價值。
選擇性抹掉這段記憶
導演馮小剛試圖用電影再現歷史上這悲慘的一幕，讓人們溫故往事，記住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有過怎樣不幸的經歷。不幸的卻是，《一九四二》票房慘敗讓馮導始料未及。他曾憑藉《唐山大地震》賺了11億，對歷史災難題材不由得信心滿滿，可事實讓他大跌眼鏡，人們寧願選擇開心一笑的《泰囧》，而將空空蕩蕩留給《一九四二》。馮導很憤怒，抱怨觀眾素質太差。但我想，馮導完全用不著動怒，他在影片結尾所表達的情形與影院中的現實不是正吻合嗎？回鄉途中失喪了一切的老東家，認領了另一個失喪了一切的小姑娘（這小姑娘就是後來編劇的母親），她在後來的日子裡從來不提1942，她的精神深處以「選擇性遺忘」抹掉了這段記憶。如果當事人都把這場歷史忘掉了，馮導又怎麼能喚醒壓根兒不知1942年大飢荒是怎麼回事的後代呢？
一份打撈不起的沉重
《一九四二》竟是一份打撈不起的沉重。影片中，馮小剛試圖尋找災難背後的原因。有自然的因素，大旱和蝗蟲造成嚴重的糧食短缺；有戰爭的因素，日本侵略導致大批流民逃難；有政治的因素，統治者在複雜時局中左顧右盼、討價還價救災不力；有地方主義的因素，陝西省懼於河南逃荒者甚眾的壓力，竟然開槍阻止難民的湧入；有宗教的因素，缺乏信仰的民族對死亡漠然......砸進上億人民幣來拍攝此片的馮導，期望通過多角度的全景式描述，來揭示這場造成數百萬人死亡的悲劇之理由，為這個災難重重的民族尋找某種解釋。
《一九四二》顯然是二十年後另一場大飢荒的影子。不過，若肯將歷史的鏡頭拉長，便會看到在三千年的中國歷史中，1942年其實是個小個案。據學術界普遍接受的可靠記載，中國歷史上人口大量滅亡的事情屢次發生；以漢末為例，東漢時中國人口曾達到5959萬，漢末連年征戰後，人口陡降至1616萬，損失百分之七十以上。此後中國人口恢復到漢末的水平，大約花了一千年！論災難，放在全世界的環境裡比較，中國當之無愧地遙遙領先，無與倫比。通過一場災荒來探討中國社會的苦難，無疑是很有意義的。然而，對於一個歷史虛無主義的導演來說，他既不相信歷史背後有某種必然的因素，他如何能洞穿錯綜複雜支離破碎的現象，而找出本質與意義？
除死亡之外就是活著
特別喜歡嘲弄宗教的馮小剛，再一次把苦難歸罪到上帝身上。影片中一個教友問天主教神父：「這裡發生的一切主知道嗎？」 「......世上發生的一切，都是主的旨意，但這個不是，這是魔鬼幹的。」 「那上帝為甚麼鬥不過魔鬼？如果鬥不過，為甚麼要信？」對話停在這裡，馮導自以為聰明地又一次戰勝了上帝。影片的鏡頭在河南與重慶之間切換，在天上的日本飛機與地上的難民長隊間搖擺，對意義沒有確據的馮導拍下了眾多雜亂的場景，如一堆碎片，始終不能定焦。影片裡接連不斷地死亡，充其量只增加了淒慘的程度，不是悲劇。
王怡牧師在一次講道中說：「今天我們失去了一種真正面對悲劇的力量。」《一九四二》裡遍佈著飢餓和死亡，說盡了中國人的命若螻蟻，毫無盼望。然而也正因為沒有盼望，苦難也算不得苦難，只不過是無盡的受罪，用今天流行的話來講，叫「悲摧」。在《一九四二》裡，如果你除掉一切多餘的枝節，剩下的，除了「死亡」，就是「活著」。「死亡」與「活著」，提煉出中國人的生存狀態；而關涉「死亡」與「活著」的另一個至關重要詞--「生命」，恰恰從來不被看見。沒有生命，怎麼能有悲劇？
吃生命的糧永遠活著
影片主人公老東家喪了家產、喪了親人，甚至喪了長工和佃戶之後，他的念頭只是：「死得離家近點」。那個家，仍是地理意義上的家。兩個多小時的《一九四二》就停止在他掉頭回家之際，影片的弦外音告訴觀眾，老東家和他領的小姑娘活下來了，但他們活在對1942的遺忘中。就像今天幾乎沒多少人知道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許多次人口大規模死亡的紀錄一樣。
在多數華人眼中，賣火柴的小女孩可憐地凍餓而死，很少人注意到在那篇童話裡，她最後幸福地升到天堂與祖母相聚。信仰的光輝照亮了小女孩的生命，她的死，何嘗不是復活？沒有信仰，就沒有盼望，不認識上帝，那麼多的苦難就真是白受了。如此，有電影《一九四二》又如何？沒有電影《一九四二》又如何？結果是差不多的。如此，馮導又怎麼能責怪別人不看他這部毫無新意的片子呢？舊約《阿摩司書》可以替《一九四二》作註解：「主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必命飢荒降在地上。人飢餓非因無餅，乾渴非因無水，乃因不聽耶和華的話。」懂了這話的，就算在飢荒中，也是有福的。他也必會明白新約主耶穌的話：「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生命的糧。人若吃這糧，就必永遠活著。」
嚴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