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經濟是否需要產業政策推動再次引發中國經濟學界廣泛爭論
近期中國經濟學界最熱點的事件，莫過於中國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教授與張維迎教授有關「發展經濟是否需要產業政策推動」的爭論。公眾和媒體對於這場爭論給予重視，顯示了人們對於未來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的關注。
歷史上的思想交鋒
圍繞著「政府」與「市場」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中國經濟學界曾有數次爭論：最近一次，是2014年在紀念已故著名經濟學家楊小凱教授逝世十周年的會議上。林毅夫認為，趕超階段政府必須有所作為，需要政府協調市場，而張維迎認為，政府要做的最重要的是創造給人自由的環境、法治、包括產權制度的保證。往前追溯，2002年林毅夫跟楊小凱有關「後發優勢與後發劣勢」的爭論，以及1995年林毅夫和張維迎有關國企改革問題，無一不是有關「政府」與「市場」作用的交鋒。
如果說21年前的爭論涉及國企改革問題，這次爭論則涉及中國創新與技術進步的問題，從而影響到中國能否跳出「中等收入陷阱」。這次的學術爭論背後，關係著中國未來的政策導向和經濟增長。
有為政府協助產業
林毅夫的研究，試圖將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模式，進行提煉和總結，得出一個供發展中國家可持續增長、消除貧困，並縮小與發達構架收入差距的經濟理論--新結構主義。他主張有為的政府，認為新產業所需的資本規模和風險，通常會比原有的產業大，均需要一個「有為的政府」來協調不同的企業，加以克服。只有這樣，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才能順利進行。政府以「產業政策」來集中有限資源，協助企業家從事回報最高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
產業政策失敗有因
以張維迎教授為代表的市場派認為，應該廢除一切形式的產業政策。在他看來，產業政策的失敗是必然的，原因有兩個：第一是人類認知能力的限制，需要通過分散化決策，發揮每個人的企業家精神，而產業政策就像是押寶一樣，這個寶一般都是壓不準的。二是激勵機制的扭曲。首先，他認為擁護產業政策，就要承認這樣一個前提假設：技術進步和新產業是能夠事先預見，而事實上，創新無法預見，所以才需要企業家的判斷、試探；其次，他的意思是，要把有限的資源，投到政府選定的優先目標上，政府官員、科技專家對市場的敏銳程度，往往比企業家遲鈍，所以風險很大。
轉型路上任重道遠
兩位經濟學家關於產業政策的爭論，本質上是政府在經濟中，應該扮演何種角色的問題。事實上，兩者的觀點並沒有本質衝突，因為兩者對於產業政策的界定完全不同。張維迎的界定是狹義的，相對更微觀；林毅夫的界定是廣義的，相對更宏觀。張維迎認為，政府應該做的是，為企業提供「法治、社會公平和正義環境」，而這些被林毅夫從某種程度上納入了產業政策；林毅夫同樣也反對政府對企業的錯誤指導。
從世界範圍看，產業政策成功的案例確實很少。每一次重大技術革命後的產業發展，大多數是企業通過試錯自己完成，而非通過規劃或國家扶持。如果分階段看，上世紀東亞的日本和韓國在追趕過程中，通過利用比較優勢、規劃扶持相關產業，最終確立國際市場競爭力，亞洲模式就是這一政策的產物。但經驗也表明，該模式成功的範例只適用於追趕階段。當一國產業不再有比較優勢，不得不進行產業調整和升級時，政府主導的產業政策與創新升級會起到阻礙作用。
目前看，中國的產業政策總體是成功的，其憑藉多年總體規劃和產業政策，成為了世界總體經濟排名第二的國家，確定了中國在國際市場上的經濟地位，但只模仿技術而忽視制度帶來的問題也逐漸暴露。在未來經濟轉型期，預計政府會更趨向於通過制度變革，創造有利於創新的制度環境和市場環境，這一任務將比制定產業政策更為艱難，中國在轉型的路上任重而道遠。
李真真（渥太華）
